1972年6月，陈再道接到了上级的任命，任职于福州的他再次回到了工作岗位。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见到了他，告诉他：“中央的命令是，你将留在福州军区担任副司令。”当听到这个消息时，陈再道心中复杂的情感难以言表。回想自己曾在大军区中服务了12年，如今却要坐下来自担任副职，心中难免感到一种失落。然而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从曾经没有职务到现在有了具体的角色，确实意味着生活条件的改善。
在战争年代，陈再道的职业生涯一直都很光辉。在红军时期，他身为军长；在抗日战争时期，他是冀南军区的司令员；而在解放战争期间，他担任了中野第二纵队的司令以及河南军区的司令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他继续作为中南军区的副司令，兼任河南军区司令，展现了卓越的领导才能。1955年，上级任命他为刚成立的武汉军区的司令员，开始了新的征程。
在1955年之前，中南军区的覆盖范围相当广泛，涉及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广西、广东及江西等地区。但同年，随着军区的整合，六大军区化整为12大军区，中南军区也分裂成了武汉军区与广州军区。武汉军区负责河南、湖北省的作战和管理，承担着重要的军事责任。
由于大部分的解放工作是在湖北地区由第二野战军完成的，原来的湖北军区领导李先念、王树声和王宏坤都是来自于第二野战军的官员。因此，神似的职务通常会由与之相关的将领承担。那时，李先念与王宏坤已被调往其他岗位，留下的责任便落在了陈再道的肩上。自他担任武汉军区司令至今，已经有12年之久。在1967年他离开这个职务后，便留在北京，直到1969年被安排在福州军区下属的江西农场从事劳动工作。对他关照有加的韩先楚，为多位老将提供了休息机会，并在1971年以身体检查为由，将他们留在福州。
展开剩余58%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后，他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提升，同时也在酝酿着未来的机会。1971年9月，陈再道开始向韩先楚传达他的心声，希望能够重新回到工作岗位。到了1972年6月，韩先楚最终通知他，中央决定让他留在福州军区，担任副司令，协助其开展工作。
对于长期在军区中担任重要军事职务的陈再道来说，心中是否会有一些不快或者情绪呢？有些人觉得他被降职并不合理，这似乎暗示着平反工作没有做到位；而另一些人则认为，增添一个副字毫无妨碍。那么，陈再道自己的心态又是怎样的呢？他似乎并不太在乎职务的高低，真正关心的始终是能否继续为国家效力、为人民服务。
从客观情况看，留在福州军区担任职务的将领中，除了陈再道，还包括王建安和李志民两位上将。王建安常年担任副司令，而李志民则直接出任军区政委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像陈再道这样的情况并不常见，但也不是孤立的例子。例如，曾任北京军区司令的杨勇，在1972年恢复工作后，被安置在沈阳军区担任副司令。可见，因大军区司令的职位空缺有限，恢复工作时只能临时担任副职。
陈再道在福州军区担任副司令的时间持续了两年。到了1975年，伴随着军队的整顿，军委决定设立顾问职位，他与罗瑞卿、谭政及王建安等人被调任为顾问。那个时期，福州军区的司令是皮定均，军区内有两位上将负责副司令的工作，这样的工作环境是否给他们带来了压力呢？或许，上级在考虑到这些因素时，特意将陈再道调任为顾问，以达成更好的工作协调与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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